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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天成彩票2024-05-06 17:48

《了不起的决心》：打开一扇感知中国的窗******

　　作者：田维钢（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宋文植（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研究生）

　　十年一顾，沧桑巨变。近期CGTN推出的四集系列纪录片《了不起的决心》通过新颖的主题设置、国际化的传播语态、生动的人物故事，展现了中国在过去十年里的巨变，并深入地分析了巨变背后的原因，引发了海内外受众的热烈反响。该片主要由Z世代年轻人组成主创团队，历时一年策划制作，行程四万公里，以英、法、阿、俄、西、德、葡、印地语等共15种语言版本，用一种新的思路和打开方式讲述着不一样的中国故事。其中既有现场真实记录，又有理性分析思考，用专业影像让世界读懂中国的十年蝶变之道，在中国踏上新征程之际，为全球受众打开了一扇感知中国的窗。

　　一直以来，以“真实性”为本质特征的纪录片，是国际传播中的“文化硬通货”，被认为是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的有效载体。而有些国际传播纪录片因过于注重国家形象的自塑，而忽视了海外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的兴趣取向，从而导致传播效果打了折扣。纪录片《了不起的决心》通过“酷”“钱”“暖”“未来”四个新颖的主题设置，每一集以个人故事为主导，用时代做注脚，既能涵盖这十几个方面的突出成就，又易于海外受众理解。

　　纪录片将厚重的中华文化底蕴及其所塑造的生活方式与思维观念，落实到当代青年人的体验与感受之中。用镜头记录下一个个传统文化重焕新生的瞬间，折射出过去十年里年青一代人心中逐渐树立起的文化自信。在《了不起的决心》中，纪录片并未堆砌展示中国文化的符号意义，而是立足当下，将视角聚焦于那些被历史文化感召并将其传承发扬的年轻人身上。片中的中国青年不仅理解传统文化之美，还在思考如何让它生生不息。纪录片团队和河南博物院华夏古乐团共同策划了“古乐还原辛弃疾经典”，复原失传数百年的《破阵子》词牌曲调演奏和吟唱方式，并用MV的形式向世界展现宋词之美和辛弃疾所代表的中国家国情怀，在海外取得了超过百万的点击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经济、文化、科技等各方面阔步前行，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如何解释这些变化背后的原因，成为中国媒体的重要任务。《了不起的决心》没有延续传统政论片的宏大叙事和成就巡礼，而是以类似科普片的类型化包装，思辨性的话语方式，带领观众从深圳到合肥再到鄂尔多斯一路北上，由表及里地分析中国十年发展路上每个奇迹背后的治国理念。纪录片的思辨性语态，体现在向观众抛出问题，并带领观众抽丝剥茧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创作者试图带领观众一同探究“中国是如何应对文化、经济、发展等发展挑战的”的问题，以24组生动具体的人物故事诠释国家战略，使原本复杂的政策性问题变得通俗易懂。比如创作者从“光”出发，揭秘激光雷达和自动驾驶背后的极客生活，了解量子纠缠背后的女工程师们和那座迅速崛起的中部城市；从“温暖”入手，跟踪记录两个脊髓性肌肉萎缩症患者家庭从绝望到希望的全过程；着眼“未来”，记录沙特人感受中国物流极致体验的故事，讲述“巴西设计”的“中国制造”产生的过程。这种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向世界观众阐述中国高速发展背后的中国智慧，给海外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海外传播纪录片不仅应发挥国家会客厅维度的严肃效能，同时还应顾及观赏、审美等功能。在融媒体时代，纪录片应适应移动互联网的传播特点，创新方法与策略，让世界看到中国纪录片，看懂中国纪录片，更喜欢中国纪录片，用精品力作向世界展示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了不起的决心》运用创意化、轻量化的视听语言，中和了纪录片原本的严肃气质，更加契合当下年轻网络受众的接受心理。在视听风格上，该片呈现出一种短视频的气质：充满节奏感与力量感的混剪，震撼的穿越航拍长镜头，活泼灵动的逐帧动画，创作者通过视听技巧的创意构思，为观众打造出一场视听盛宴。片中的人物也被这种影像风格赋予了一种潮酷气质，让受众感受到新时代中国人的蓬勃朝气。

　　总而言之，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纪实影像作为一种反映人类社会生活的综合艺术以及文化传播的形式，成为世界文化沟通的桥梁。纪录片《了不起的决心》运用新鲜的视角、独特的风格、真实的笔触，用纪实影像呈现时间维度中中国动态发展的过程，审视中国人积极进取的社会实践，激发海外受众的心理共鸣，不失为一次纪录片海外传播的范例。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1日 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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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尹仑：中国民族传统知识如何保护生物多样性？******

　　中新社昆明12月14日电题：中国民族传统知识如何保护生物多样性？

　　——专访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南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尹仑

　　作者陈静

　　全球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地区，往往也是文化多样性富集地区。中国是世界12个生物多样性大国之一，文化多样性亦非常丰富，56个民族创造了众多保护和利用生物物种资源的传统知识。这些传统知识不仅有巨大的商业与经济价值，还对生态安全屏障和生态文明建设有重要意义。

　　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二阶段会议举行之际，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土著与传统知识专家、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南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尹仑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探讨中国各民族传统知识如何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下的传统知识”等议题。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什么是传统知识？中国民族传统知识中蕴藏了哪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智慧？

　　尹仑：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定义，传统知识是指在长期的经验基础上形成的、适应地方文化和环境的知识、创新和实践。它属于集体，可以通过书面形式代代相传，也可以通过歌曲、传说、谚语、信仰、习惯法和土著语言表达。

　　在中国生态环境部2014年发布的《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分类、调查与编目技术规定(试行)》中，传统知识被划分为五个类别，分别为：传统选育农业遗传资源的相关知识、传统医药相关知识、与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相关的传统技术及生产生活方式、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传统文化、传统生物地理标志产品相关知识。

　　例如，在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当地藏族民众形成了以神山卡瓦格博(云南最高峰)为核心的传统信仰体系，这一神山信仰体系包括周边的300多座神山。村民相信神山上包括动植物在内的一切都属于神山，是不可侵犯的，如果擅自猎取或采伐，将惹怒神山，用暴雨和泥石流对村庄进行报复。在此基础上，当地藏族民众形成了禁止在神山砍伐树木，盗挖药材，污染泉水、河流和湖泊等相关传统习惯法。这些传统习惯法在客观上保护了神山及周围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资源，形成了事实上的自然保护区。

游客在观景台欣赏梅里雪山美景。李嘉娴摄

　　再以传统选育和利用农业遗传资源的相关知识为例。生活在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基诺山的基诺族，从事以陆稻种植为主的轮作农业。当前，基诺族的轮作农业中保存着陆稻品种96种，根据其成熟时间和特点，划分为早熟品种16种、中熟品种35种、晚熟品种20种、糯稻品种25种，并在不同海拔高度和气候条件的土地上，按照不同年份种植不同品种，以追求粮食产量最大化。通过长期积累的认知经验和知识，保护和促进了基诺山陆稻品种的多样性，并进一步孕育了当地以陆稻种质资源为代表的农作物遗传多样性。

　　可以说，中国各民族传统知识在客观上保护了当地生物遗传资源的多样性，使这些地区成为保存和利用生物多样性遗传资源的“基因库”。这一“基因库”富有生命力，处于动态的变化和发展中。

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工作人员在安装红外相机，用于监测拍摄野生动物。该保护区是最大的生物物种基因库。陈骥旻摄

　　中新社记者：对于中国和世界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传统知识起到何种作用？

　　尹仑：传统知识在自然保护中的价值与作用，受到了COP15的重视。《昆明宣言》的17条承诺提到：“加强和建立有效的保护地体系，采取其他有效的区域保护措施和空间规划工具……认识到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的权利并确保他们充分有效参与。”

　　中国各民族生活在复杂多样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中，包括森林、沙漠、高原、冰原、旱地、海滨等，世世代代积累形成了与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传统知识，并随着生态环境与社会文化的变迁不断发展和创新。

　　传统知识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发挥什么作用？以传统知识中的生态习惯法为例，不仅有通常理解的、直接对动植物进行保护的传统信仰和行为准则，也有对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进行分类、储藏、有效利用、综合管理、惠益分享和促进发展的传统知识和技术实践。

　　因此，对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而言，传统生态习惯法不只是单一的保护准则，更是一个综合治理体系。例如地处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澜沧江大峡谷的佳碧村，存在一种历史悠久的传统群体性组织“姐妹会”。“姐妹会”制定了封山育林的村规民约，禁止砍伐树木和破坏森林植被，确定了封山育林的森林、树种、海拔和山坡位置，有利于高海拔地区树木和整个森林的生长。同时，“姐妹会”开展植树造林，最大程度恢复树种多样性，维护了整个森林生态系统的稳定。

　　综上所述，中国各民族有着维护生态平衡、保护自然环境的传统知识，并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了与生物遗传多样性相关的生态习惯法，促进了生物多样性保护，并进一步在生物物种资源保护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一阶段高级别会议正式通过“昆明宣言”。刘冉阳摄

　　中新社记者：COP15第二阶段会议已经召开，您对未来如何更好发挥中国民族传统知识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作用有何建议？

　　尹仑：正在举行的COP15第二阶段会议将通过“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该框架中的2030行动计划具体目标13提到：“确保通过相互商定的条件和事先知情同意等方式，公平、公正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所产生的惠益。”因此，我们应该思索“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下的传统知识”这一主题，在相关国家法律和国际公约中承认并纳入生态习惯法的有益部分，从而实现传统知识及其生态习惯法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进程中的主流化。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二阶段会议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开幕。余瑞冬摄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进程中，相关行动计划和地方性法规都提及了传统知识。2010年9月发布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指出，要开展试点示范，抢救性保护和传承相关传统知识，探索建立生物遗传资源及传统知识获取与惠益共享制度，协调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保护、开发和利用的利益关系。同时，调查少数民族地区与生物遗传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创新和实践，建立数据库，开展惠益共享的研究与示范。

　　2018年9月，云南省率先制定和颁布了中国第一部地方性生物多样性保护法规——《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这一条例虽然提到了传统知识，但只是个别条款的原则规定，缺少可执行的细则及措施。

　　当前，印度、巴西、南非、马来西亚等国已制定生物物种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法律和制度，逐步开始承认和接受原住民、世居民族、土著民族和地方社区等传统民族社会的生态习惯法和制度，并将其融入现代环境法律体系。

　　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在“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下，进一步探索生物多样性遗传资源及其相关传统知识保护获取与惠益分享的特殊路径和专门制度。例如，中国可在生物多样性资源和传统生态文化丰富的云南，基于相关传统知识，形成生物多样性治理的地方机制，并将其进一步纳入《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中，弥补其不足。传统知识介入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治建设，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就有法可依，可以从根本上防止生物物种资源流失。(完)

　　受访者简介：

　　尹仑，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土著与传统知识专家，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南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智库云南中心研究员，西南林业大学地理与生态旅游学院研究员，云南省中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主要从事气候人类学、民族生态学、灾害风险综合治理、生态文明和生物多样性法治建设等问题研究。出版以《气候人类学》为代表的专著4部，在CSSCI和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32篇，累计公开发表学术成果300余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