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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录汇编：文话理论品格的一种生成路径******

　　作者：侯体健（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教授）

　　辑录汇编是一种述而不作的著述方式，在我国传统典籍的成书过程中颇为常见。“作不如述，虽圣人犹择所从事，可以下学而昧诸？”（童槐《睿吾楼文话叙》）这样一种重视辑述的著书观念在古代中国可谓根深蒂固。就历代文话的体例形态而言，辑录汇编式文话也是重要的类型之一。在文话诞生之初的宋代，辑录汇编式文话即已呈现出多样的种类，杂抄型与类编型两大类相继出现，杨囦道《云庄四六余话》、张镃《仕学规范·作文》、王正德《余师录》均属杂抄之作，而晚宋王应麟《辞学指南》则是类编之作，往往能够抓住词科作文之关键，并以之为纲目，将搜集的观点与言论按类编排，颇见纲举目张的效果。这种带有较强类编色彩的文话，在后世不断发展，编者常能将自己的文学观念融入其中，表现出独特的文论主张，于明代逐渐成熟，出现了朱荃宰《文通》和高琦《文章一贯》等体例纯熟的辑录汇编之作。至清代更是嬗变衍生出融冶他书而能自铸新意的汇编集成性文话，如王之绩《铁立文起》、刘青芝《续锦机》、孙梅《四六丛话》、叶元垲《睿吾楼文话》等等，均属此类。至于民国王葆心所著《古文辞通义》规模宏阔、搜讨博赡，实乃辑录汇编式文话的重要代表。该书虽立足于辑录，但“广加荟萃，出以清豁”（《古文辞通义例目》），“购众材加以规矩绳墨，而后以覃思研精出之”（王葆心《复饶竹生学部书》），尤能“以旧说证己意，以己意衷旧说”（《古文辞通义例目》），堪称我国古代文章学著作中的杰构，获得了王先谦、林纾、马其昶、陈衍、姚永朴等著名学者的交口称赞。

　　然自近代学术开启以来，辑录之作常因缺乏原创性而为人所轻视，被认为多有蹈袭稗贩、陈陈相因之弊。即使是《古文辞通义》这样规矩粲然的鸿篇巨制，也不免为人误解。黄侃在读到王葆心之作后，竟以书掷地，批评说“何物《古文辞通义》，抄书匠而已”（《纗华隽永录》）。黄氏不以为然的态度，显示出对该书的轻蔑，尤其是对抄掇辑录这一著述方式的鄙夷。这或可算辑录汇编之作的“原罪”，无须多辩。但纵观历代文话辑录之作所呈现出的丰富样态和潜藏的学术理路，无疑构建了自足自洽的知识秩序，在剪辑编排之中，思想自然渗透其里，其意义和价值不可轻率否定。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辑录汇编是我国传统文学批评理论品格的独特生成路径之一，彰显了一种本土文化性格。这里且以我们新近编纂的《稀见清人文话二十种》（王水照、侯体健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所收辑录汇编式文话略作申说。

　　《稀见清人文话二十种》收录六部清人辑录汇编式文话，虽同是辑录，但它们各有学术追求，并非简单的抄撮资料而已。其中姚椿《论文别录》所辑最杂，它将自魏晋讫于明清的文话、目录、史书、评点、凡例、序说等各类批评形式并置一处，展现出各家多样的批评方法和观念，作者的编撰旨趣显然是开放的，能够兼容各派主张。丁晏《文彀》多采单篇文章，尤其集中于论文书牍，而以唐宋诸家为最，此乃基于他“阐明圣言，维持名教”（《文彀》自序）的认识，以服务于“文以载道”的理念，立场非常鲜明。范濂《四六谈荟》摭拾宋元明清诗话、笔记、文话、别集、方志等涉及四六名言警句、写作理论及逸闻轶事的相关内容，最喜摘录宋人骈文观点，反映出宋四六理论对清代骈文及骈文理论发展的影响。许钟岳《古文义法钞》以辑录明清古文家之论述为主，其持论明显受到桐城派影响，但常于各家论述之后下按语，阐述自己看法，又多有超越桐城之处，是一部辑中有作的文话。《十家论文》杂取潘昂霄、黄宗羲等十人综论古文风格、文章史和古文要法的言论而成，尤重桐城一脉，编者可能即是晚清桐城后学。最值得关注的，则是吴荫培的《文略》。

　　《文略》始撰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初名《文征》五卷，以备用于家塾，后增改为《文略》五卷首三卷。时清廷已废科举，故所撰并不为举业服务，而是用作学堂教育的教材。因有感于日本小林氏对中国文学之推崇，更负“镕铸古今，勉求国粹”（《文略》自序）之责任，故而全书展现出作者在欧风美雨的时代思潮中对汉民族文学的独特思考。该书出入经史，杂取百家，分门别类，“爰以原学、养蒙、立志、力行、识字、读书各条冠之编首，复取姚姬传氏之所谓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而先之以典章、意义”（《文略》自序），颇有特色。正文五卷以桐城派格律声色、神理气味为纲，尤重于格律之解说。该书虽是辑录之作，但无论类目设置，还是所辑所选，均自具只眼，独运匠心。如果放入长时段的历史图景中观察，可见《文略》已带有传统文话向近代文学教育教材转型的色彩。它一方面将临文准备、文法要义、文章风格相涵摄，一方面又将诸家论说与例文例句相糅合，可谓既有批评史眼光，又涉范畴论阐释，还兼作品选分析，集史、论、选于一体，显示出传统文章学著述在清末民初学堂教育风习下形成的新面貌。

　　这些辑录汇编式文话都是在一定的文章学观念指导下编排前人言论的，我们应将其视为特殊的文论选本，以选本批评的眼光谛审之，那么就可能透视出潜藏在剪裁去取、体例结构背后的文章学思想，以及它们与时代学术之互动关系。实际上，这样一种带有文论选本意识的辑录式文话也颇为常见。前举丁晏《文彀》是其一，民国胡鄂公的《五十家论文书牍》也算典型，该书整篇地汇纂唐韩愈而下至于清代张裕钊的五十位作家的论文书牍七十余篇，俨然选本面目，显示出辑录汇编式文话与此后历代文论选的一脉渊源。至于多部辑录汇编式文话与桐城派的关系，就更颇堪留意了。

　　桐城派是清代最大的文章流派，影响所及，无远弗届。姚椿亲承姚鼐謦欬，是晚期桐城派的重要成员，对桐城文章可谓终身服膺，但《论文别录》所辑清代文论十二家，可算作桐城派者寥寥，反倒是对桐城文法多有质疑的恽敬、袁枚诸家入选其中，此即说明姚氏论文并不为一家一派所囿，表现出桐城后学在作文取法上的多元化。《文略》作者吴荫培和《古文义法钞》作者许钟岳，都是安徽歙县人，歙县与桐城距离不远，两人想必因地缘之近多受桐城文风浸润。《文略》一书骨骼全依姚鼐的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而设，内容也以征引桐城诸家文论为多，各个类目之中均不忘致敬方苞、刘大櫆、姚鼐等桐城派代表人物；但《文略》明显也兼取多家之说，并蓄各派观点，如前文所论，其所列“格律”诸目释义全袭包世臣，而包氏持论多有与桐城异趣者。吴荫培也指出：“桐城虽云《史》、《汉》、昌黎，实则远宗欧、曾，近法震川。”（《文略》卷首下“评文下”注）对桐城派的自我标榜有所保留。许氏《古文义法钞》书名就高举桐城“义法”大纛，但他不满于“株守宗派，拟议铢寸”（《古文义法钞》自序）的桐城末流，希望能够取法近代大家，以溯源韩柳，通于为文之法。选录诸家以桐城一脉为主，并且认为袁枚论文“与桐城格律亦合”（《古文义法钞》“古文十三弊”条按语），试图统摄弥合桐城派之外的各家有益之论。

　　此外，《文略》和《古文义法钞》两书还都表现出西风东渐时局下强烈的文学危机感。《文略》开篇大段征引日本小林氏演讲文字，强调“以中国文学论，诚可谓举世无双”，提醒应警惕青年“醉心欧美”，希望能够“重整保存国粹之旗鼓”，改变“近日学者无不规仿欧西”的局面。《古文义法钞》汪宗沂序说“古文词虽中国旧学，而断为启新者所不能废”，鲍鹗跋也说“言语文字为一国之人精神命脉之所寄”，都是以悲壮而痛惜的口吻来强调古文词在剧变时期的重要性，认为许钟岳此书有助于“通夫世运之变”。在欧风美雨的侵袭之中，传统文化的守成者们，采用这种述而不作的本土化撰著方式，回应了时代的诡谲，似借以对抗大变局下中国文章学不绝若线的颓势命运。由此可见，辑录汇编确然蕴藏了独有的知识秩序和思想秩序，与时代学术发生了内在的呼应，并非无意义的重复和转录，而是一种表达主张的著述方式，也是本土化的理论生成路径。

　　综上所述，回到辑录汇编式文话的历史语境之中，或许我们就能真正理解这类文话的本土性格所具有的特别的理论意义。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6日 13版）

2022年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95376起******

　　1月16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了2022年12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情况。当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1112起，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16122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1569人，这是连续第112个月公布月报数据。

图片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95376起，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141348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96756人。

　　从查处问题类型看，在履职尽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严重影响高质量发展方面，2022年共查处问题37567起，占查处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总数的83.9%。查处的违规收送名贵特产和礼品礼金、违规吃喝、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3类问题，分别占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的38.6%、21.0%、18.5%。

　　从查处级别看，2022年，全国共查处省部级领导干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0起，地厅级领导干部问题503起，查处县处级领导干部问题6849起，查处乡科级及以下干部问题88014起。其中，乡科级及以下干部问题占查处问题总数的92.3%。

　　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强调，持续深化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纠治“四风”。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严肃整治损害党的形象、群众反映强烈的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对顶风违纪行为露头就打、从严查处，坚决防反弹回潮、防隐形变异、防疲劳厌战。要重点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深挖根源、找准症结，精准纠治、增强实效。春节将至，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紧盯节点和薄弱环节加强监督检查，强化节前教育提醒，确保党员干部风清气正过节。(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陆丽环)

　　驰而不息纠治“舌尖上的浪费”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制止餐饮浪费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对纠治“舌尖上的浪费”作出部署。踏上新征程，要牢记“三个务必”，把纠治餐饮浪费问题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常抓不懈、综合施策，以优良党风引领社风民风，推动全社会形成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良好风尚。

　　餐饮浪费看似小事、实关大局，必须在思想上高度重视、行动上一抓到底。“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餐饮问题不只是个人消费行为，更关系国家粮食安全大局。餐饮环节的粮食浪费不容小觑，在我国粮食需求刚性增长、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的态势下，制止餐饮浪费增加了“无形良田”，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有力举措。餐饮风气还是一个政党、一个社会风气状况的直接体现，如果任由浪费之风滋生蔓延，将严重损害党的形象、败坏社会风气，必须坚决纠治餐饮浪费问题，把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和党的优良作风传承下去、发扬光大。“洪范八政，食为政首”。要站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认识和把握纠治餐饮浪费问题，将其作为深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重要内容，坚决抓下去，让节俭用餐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纠治餐饮浪费，必须坚持问题导向，贯通发力消除薄弱环节。在各地区各部门的持续努力下，公款大吃大喝、挥霍浪费问题得到有力遏制，全社会浪费可耻、节约光荣的良好氛围不断浓厚，纠治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但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部分党员干部厉行节约的思想根基不牢固、行为惯性没有彻底扭转，公务活动用餐超标准、虚列开支套取公款大吃大喝等问题时有发生，商务接待、婚丧嫁娶宴请等方面餐饮浪费现象较为突出，一些地方、部门纠治餐饮浪费搞“一阵风”，监管执法工作还需加强。对此必须保持清醒和坚定，加大工作力度，密切纪检监察机关与职能部门的协作，合力纠治餐饮浪费问题。要紧盯党员干部、公职人员，紧盯公务活动用餐、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食堂用餐，加强监督检查，严肃纠治公款餐饮浪费问题，形成有力震慑。要以强监督促强监管，推动职能部门各尽其责、严管所辖，不断完善政策工具箱，创新监管手段，加大执法和曝光力度，深入治理餐饮浪费问题。

　　纠治餐饮浪费问题绝非一时之功，必须纠树并举、久久为功。在解决突出问题的同时，要注重从思想根源、制度机制上发力破解，抓出习惯、化风成俗。要大力弘扬勤俭节约之风。从党员干部抓起，强化党性党风党纪教育，推动模范践行“光盘行动”，无论在公务活动用餐，还是在操办婚丧喜庆、日常聚餐、个人消费中，都做到自觉反对浪费，持续涵养节约习惯。立足职责移风易俗，推动文明餐饮理念进餐厅、进社区、进单位、进校园、进家庭，大力破除讲排场、比阔气、爱面子等不良风气，让节俭用餐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和行动。要健全反对餐饮浪费的长效机制。推动各地区各部门从实际出发，把纠治公款餐饮浪费的要求进一步体现到公务接待、招商引资招待、国有企业商务接待、单位食堂用餐等制度中，明确细化有关规定。推动完善餐饮行业反浪费的政策规定、标准体系、奖惩机制等，为市场主体执行、监管部门执法提供操作性强的政策依据，不断把制度成果转化为治理效能。

　　春节是团圆聚会的重要节日，也是餐饮浪费容易滋生的节点。佳节将至，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纠治餐饮浪费问题，推动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厉行节约，带动全社会力戒铺张浪费，努力营造良好氛围，让节日的烟火气中充盈文明节俭之风。(纪锋)